雷望红：“双减”政策是我国公共教育回归的最强号角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后文简称“双减”政策)。

“双减”政策的出台引起社会轰动和热烈讨论，据笔者调研发现，众多家长们对“双减”政策尤为支持和拥护。

有家长在开学前给笔者发来消息，说孩子学校课后延时服务实行了“1+X”模式(“1”是指指导学生完成作业，“X”是指拓展学习空间，开展丰富多彩的兴趣小组和社团活动)，这模式可谓家长的福音。其实据笔者调研，一些学校在“双减”政策出台前，就提前探索了课后延时服务，学生几乎全员参与，家长支持率极高。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因提倡“快乐教育”，学生放学时间早，在校时间短，使得学校教育的部分责任外溢到家庭和市场。由于家庭教育和市场教育具有私人属性和排他性，容易产生私人之间的无序竞争，导致家长形成经济和精神双重负担，学校的教育秩序也受到冲击。

“双减”政策的出台重新强调了我国义务教育的公共属性，同时强化学校的主导地位，将教育主导权重新交还给学校，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为家长减轻教育的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

可以说，“双减”政策是我国公共教育回归的最强号角。

调试三种关系

在“双减”政策之前，家庭力量和市场力量深度介入到学校的教育中，导致学校的教育主体性和教育权威性受到影响。

一些老师曾自我调侃，“现在学校是弱势机构，老师是弱势群体，谁都可以介入教育，谁都可以指责学校和老师，谁都可以教育学生。”

换言之，家庭和市场的介入，使得学校教育失去了统一性和主体性，教师变得不知道该怎么教育学生，也不再清楚学校、家庭和市场谁才是教育的核心主体。

“双减”政策将教育时间和教育空间重新交给学校，不仅是一种教育责任的赋予，更是一种教育权力的赋予，即不是谁都可以介入到教育中的，学校再次回归到教育的主体地位，并重新强调了教育的公共性。

而学校主体性和公共性的回归，能够有效调试三种关系。

一是调试家校关系。

在两点半、三点半放学的时代，家长因要参与学生放学之后的接送和管理，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甚至金钱，很多家长对学校确实有较大的怨言。

曾在南京某区调研时，一位在党校工作的妈妈吐槽小学放学太早，自己每天只能上半天班，因为下午要早早地赶到另外一个区接小孩放学。

城市有的家长除了上班以外，其他时间全部都是围着孩子转，忙于接送孩子到各种类型的培训机构，还要应付班级微信群里的各种“家长作业”。

相比于城市家长，农村家长多不能接送小孩放学，经济条件稍好的家庭会选择将小孩送到私立学校就读，在私立学校可以寄宿托管，如此可以免除接送麻烦和管教负担。

笔者在湖北某乡镇调研时发现，当地一所条件极其简陋的私立学校学生爆满，家长们普遍不愿意将学生送到装修一新的公立中小学——主要原因是公立学校放学太早，学生学不好，家长们感觉公立学校是在放养学生，因此对公立学校的评价特别差。

“双减”政策减轻了学生学业负担，但是增加了学生在校时间，学校承担起更多的教育责任。这对于家长而言也是一种解脱，他们不再被迫卷入到教育中，家校之间的某些冲突会自然消弭。

二是调试亲子关系。

教育本身具有科学性、专业性和系统性，家长在指导孩子完成作业时之所以会出现“鸡飞狗跳”，就在于忽略了教育的特性。

由于家长不是专业出身，缺乏专业的知识基础和教育方式，而知识的更新速度快，很多家长都不懂得如何教小孩，在指导小孩的过程中总是面临着各种问题。

有家长在指导孩子完成作业时，天然地从自身的认知水平出发，认为小孩子已经掌握了成人所掌握的知识，家长无法做到换位思考和同理心，同时他们也不清楚老师教到了什么程度，所以在指导孩子的过程中就经常会出现信息错位和亲子冲突。

在笔者曾经居住小区的对面楼上，一位小学生只要到了写作业时间，其母亲和父亲会轮番对着他吼叫。

相反，老师因受过专业的训练，拥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他们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就很容易站在学生的角度思考问题，容易将学生不懂的知识讲通讲透，并且因清楚课程进度和学生的吸收状况，具有指导的整体性和连续性，因此能够给予学生有针对性的指导。

在学校重新接管学生的课后时间之后，亲子之间的关系可以回归到情感关系，摆脱不专业的教学关系。可以预见，亲子关系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调整，家长不仅可以将更多的时间精力用于自己的工作中，也可以拥有更多用于亲子情感互动的时间。

三是调试同辈关系。

同辈关系是我们极易忽略的一组关系，但是在中小学阶段却是极其重要的一组关系。

在“双减”政策出台之前，家庭和市场获取了一部分的教育权力，无主体的家长会在自我设置和市场推动的焦虑中将子女推向内卷的教育竞争，其焦虑来源就是同辈群体之间的竞争。

一位家长曾对笔者谈道：“别的小朋友去参与了什么培训，学了什么，我家小孩不学就会落后落伍。还有一些东西你不学，你就融不进他们(指同辈群体)的圈子”。

所以学生之间形成一种高度竞争性的关系，彼此陷入到家长和市场所制造的内卷化的教育场域中。

孩子本是天真的，学生之间是有情感的，但是他们被压力、焦虑和负担所席卷，丧失了真诚交流的时间和空间。双减政策将学生从教育焦虑中解脱出来，使得学生之间的关系可以重归一种和谐相处的状态。

在已经开展课后延时服务和暑期托管服务的学校调研发现，学生们都愿意留在学校里和同学们一起写作业、一起开展活动。比如一所城区小学的一个一年级小朋友，他母亲担心学校的服务质量不佳，想将孩子带回去自己教，但是小朋友坚决不回去，他想跟同班同学们在一起。

在学校校园活动的开展上，学生之间同样不是一种竞争性关系，而是一种协作共生的关系，他们会一起学习、相互指导、共同表演。校内的素质教育活动所培养的是一种集体精神，尤其在汇报演出时，学生们的那种集体荣誉感一触即发，学生的团结力和凝聚力在活动中得到了极大地培养。

执行时要注意几个问题

从政策的性质和方向来讲，“双减”政策得到了社会的广泛拥护和热烈支持。但是，一项政策的具体执行，必然会面临着重重困难，因此在执行中同样需要注意一系列问题。

一是要注意城乡差异。

从学业负担和培训负担的角度来讲，“双减”政策的重点是城市学校而非乡村学校。

乡村学校在“双减”政策之前，学生的课业负担不是太重而是太轻，学生也几乎无培训压力，主要原因是学生家长要忙于生计，无力指导学生作业，同时也没有经济能力为孩子购买市场培训服务。因此，很多学生不完成作业，老师对他们也没有办法，乡村学生的校外时间主要用于娱乐消遣。

不过，笔者在江西某地乡村学校调研时，发现乡村学校在实施“双减”政策之后有一个意外的积极后果，即学生可以利用延时服务时间完成作业，学生的作业完成率和完成质量大幅提高。

因此，城乡学校在具体实施“双减”政策时要有所侧重，不能千篇一律，需要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实施贴合学校与学生需求的政策方案。

二是要做到因地制宜、因校制宜。

由于不同地区和不同学校在经济基础、师生结构、历史积淀和潜在资源等方面存在极大的差异，不同学校的政策实施能力、实力和条件不一样，因此学校需要基于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探索和实施。

比如发达地区拥有开展活动的师资和资金，但是可能缺乏户外场地，就可以开展以“静”为主的活动，如合唱、绘画、手工、围棋、电子琴等，兼具体育健身活动。欠发达地区缺乏专业师资和资金，但是户外场地充足，就可以开展以“动”主的活动，比如篮球、足球、乒乓球、跳绳、腰鼓等，同时辅以静态的活动。

需要注意的是，上级教育管理部门要避免“一刀切”或“冒进”推进，不宜针对不同学校课后延时服务进行量化评比，否则会增加学校之间的无谓竞争和不公平竞争，导致延时服务成为学校及其家长的负担。

三是要平衡家长多样化需求和公共性需求的矛盾。

由于“双减”政策有助于强化学校的主体作用和主阵地地位，学校具有活动开展的主导权。在实际运行中，必然会出现家长有多样化或更高的需求，但是学校因自身能力及其他方面的限制导致家长需求不能满足。

在这一矛盾之下，学校需要识别家长的需求是私人需求还是公共需求。若是私人需求，可以允许家长在校外解决;若是公共需求，且学校具有满足的能力和条件，可以将之转化为学校供给的服务。

不可避免的是，部分家长会利用剩余空间寻求市场化服务，为了保证教育的公共性，尽可能不要将校外教育所提升的内容作为学校内部评价的标准。

四是要有效激活学校活动对学生校外时间的影响。

由于学校延长了学生在校时间，同时也保证了学生在校内学好，很多学校将部分延时服务时间用于学生完成课后作业，有人担心学生在学校完成作业之后，回到家中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支配时间，可能会出现学生抢跑或放纵自己的问题。

为此，学校可以布置各种弹性作业或兴趣作业，比如学生在学校里学习跳绳，足球、篮球、绘画、唱歌、手工等兴趣活动;需要巩固基本知识，可以给学生布置一些兴趣作业，让他们夯实兴趣基础，同时又不缺乏趣味性。

五是要做到对学校教师的经济补偿和精神激励。

“双减”实则是两减两加。两减自不用说，两加是指学校要为学生增加知识教育和素质教育，也就是说为学生及其家庭减去的负担由学校及其教师承担，后者不仅要保障学生的知识教育，而且还要提升学生的素质教育。

在这一过程中，教师们一方面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在学生身上，另一方面需要重新学习如何组织兴趣活动，如何进行相对专业的教育。

让教师重新掌握教育主动权的同时，也对他们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因此，教育主管部门要确保教师的付出获得相应的经济补偿，同时要对他们进行精神鼓励，强化他们的教育认同和教育热情，不断推升教师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

良性的教育生态对社会的影响，实则不单局限在教育层面。因此，各方在期待之余也应共同努力，争取让“双减”政策落实到实处，在减轻社会焦虑的维护了可贵的教育公平。